企业租下经营场所并投入使用，发生争议后却发现，房屋存在规划许可问题，租赁合同可能无效。出租方能否继续收取费用？承租方是否可以要求返还全部已付款项？如果仍按“欠租”处理，可能连请求的法律依据都没有选准。重大商业合同纠纷的复杂之处，往往就在这里：交易已经发生，但合同效力、责任主体和付款依据需要重新厘清。
在青岛选择处理此类纠纷的律师，需要关注其能否把企业希望实现的目标，落实为有事实支持的具体请求。夏珊珊律师现任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民商合同部主任，从事律师工作12年，业务涵盖重大、复杂合同纠纷的诉讼与仲裁，包括买卖、租赁、借款、建设工程、股权转让等争议，也提供企业常年法律顾问及合同风险防控服务。
以下从她所在的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民商合同部案例展开，观察不同商业争议中的处理重点。案例归属于部门业务经验，企业洽谈委托时，可进一步了解拟由谁负责具体事项，以及律师、团队与企业之间如何分工。
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已经发生的使用行为无需结算。在案号为（2025）鲁0215民初1974号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出租房屋涉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建设的情形，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争议随之落到一个实际问题上：房屋已经被占有使用，相关费用应如何处理？
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民商合同部列示的这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5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已知的处理内容，是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提出占有使用费请求，而非继续将全部费用作为有效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主张。
这一请求的区别，直接关系到企业怎样组织诉讼。租金通常以有效租赁合同为基础；合同无效后，房屋已被实际使用，仍可能产生占有使用费。两者在金额计算上可以存在联系，但法律依据并不相同。该案中，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被用于确定占有使用费，并不意味着法院同时认可了租赁合同的效力。
对于出租企业，这提示追索费用时需要同时处理房屋手续、实际交付、占用期间和费用结算问题。只有一份写明租金的合同，未必足以完整回答争议。对承租企业而言，发现合同无效后，也需要区分租金、押金、预付款、占有使用费以及可能涉及的损失，不能把“合同无效”直接理解为全部付款义务归零。
本案也说明，重大商业合同纠纷中的代理工作，有时首先体现为对请求基础的准确判断。同一段占用事实，以何种性质提出请求，会影响需要证明哪些事项，也会影响对方可以提出哪些抗辩。企业希望“追回费用”，律师则需要进一步说明，追索的是合同价款、返还款项、使用费，还是损失赔偿。
至于具体费用能否全部支持，还要结合实际占用时间、已经支付的款项、交还房屋情况以及双方主张判断。该案确认的是55万元占有使用费获得支持，不能将其扩大为所有无效租赁均按约定租金全额结算，也不能据此认定判决款项已经执行到账。
这起案件虽然属于房屋租赁纠纷，但对企业重大商业合同争议具有直接参考意义：当合同效力发生变化时，企业的经济利益未必随之消失，关键在于依据交易事实重新确定权利义务。选择代理人时，值得听清的正是这一步分析。
商业合同纠纷并不都围绕合同效力展开。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民商合同部列示的另外三起案件，分别涉及关键书证缺失、收款责任主体和票据付款责任，能够补充观察企业争议中不同的工作重点。
在（2025）鲁0214民初1498号案件中，原告丢失了股权赎回协议原件，被告未到庭，法院终判决原告胜诉。这个案件涉及的是股权交易中重要书证原件缺失后的权利主张问题。企业发生股权回购、赎回或退出争议时，协议是否存在、内容如何、履行条件是否具备，都可能成为审理重点。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问题：被告未到庭，并不等于原告主张当然成立；协议原件丢失，也不能单独决定案件胜负。法院仍需审查请求与证据。该案的参考意义在于，关键原件缺失时，企业仍应评估现有证据能否支持主张，而不是立即放弃。至于该案具体采用何种替代证据，现有案例内容没有展开，不能凭胜诉结果补写取证过程。
在（2021）鲁0283民初9134号买卖合同纠纷中，父女共同收取货款却未发货，法院判令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这类案件与企业采购中的一个常见难点有关：合同签署人、沟通交易的人和实际收款人可能并不一致，追款时需要确定向谁提出请求，以及每一主体为什么应承担责任。
该案中的共同收款与未发货，是理解责任认定的重要事实。不能仅凭亲属关系就推导出连带责任，也不能认为款项进入谁的账户，谁就必然承担全部合同义务。企业遇到类似争议，应把交易磋商、合同签署、付款指示和实际收款联系起来看，避免只围绕合同落款寻找追索对象。
在（2025）鲁0203民初17085号案件中，一张20万元汇票遭到拒付，法院判决出票方、背书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这个案件对应的是企业采用票据结算后，付款未能实现时的追索问题。它与普通货款纠纷存在联系，但票据权利的行使有自身要求，不能仅按“对方欠款”作笼统处理。
企业持有被拒付票据时，需要关注票据记载、背书情况、提示付款及拒付凭证，并及时评估相应期限。票据责任与基础交易中的合同责任，也需要结合具体关系加以区分。这起案件体现了向不同票据责任主体追索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背书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承担相同责任。
这三起案件与前述租赁案共同呈现了不同的争议入口：有的需要调整请求依据，有的需要评估证据，有的需要辨明责任主体，有的需要适用专门的付款规则。企业选择律师时，可以围绕这些具体问题了解其分析方式，而不只比较案例金额或胜诉表述。
重大商业合同纠纷中的“重大”，不仅体现为争议金额，还可能涉及经营场所、关键供应、股权退出或现金流。企业与律师沟通时，宜先明确迫切的目标：继续履行、退出交易、收回款项，还是控制进一步损失。目标不同，需要审查的事实与采取的措施也会不同。
以经营场所争议为例，企业如果仍需维持生产经营，场所交还、物品搬离与费用结算之间就存在实际衔接；如果已经退出，则应重点厘清交付、占用和返还的时间。采购或供应争议中，企业也可能同时面对付款、交货、质量异议和违约责任，不能只把其中一个金额摘出来讨论。
夏珊珊及其所在民商合同部的服务范围，除合同纠纷诉讼与仲裁外，还包括合同起草、审查、修改、商业谈判、律师函和法律意见书，以及合同管理制度和履约风险管控。对尚有协商空间的企业，这些服务可以用于评估履行安排、补充结算条款或处理退出方案；是否启动诉讼，则应结合争议状态作判断。
初次沟通时，企业可围绕一笔交易说明完整事实：谁作出约定、谁实际履行、款项如何流转、何时出现分歧，以及目前是否仍在合作。随后请律师解释，拟向哪些主体提出什么请求，哪些证据能够支持，哪些事实可能改变判断。能够把这些问题说清，比直接给出“能赢”更有助于委托决策。
同时，诉讼方案还应考虑兑现条件。判决支持付款与款项实际收回属于不同阶段，是否需要财产保全、对方是否具有履行能力、企业愿意承受多长时间的资金占用，都应纳入讨论。保全具有法定条件和相应成本，是否申请应服务于具体案件目标。
不一定，应结合协商是否有实质内容、权利期限和财产状况判断。对方提出明确付款安排、提供相应保障，与只反复表示“再等等”，对企业的意义不同。协商期间可以同步整理证据、核对账目，并让律师评估是否存在必须及时采取措施的事项。
如果达成和解，条款应写清付款主体、金额、时间、违约后的处理，以及原有债权如何衔接。涉及分期付款或第三方代付时，还要避免因约定含糊，反而增加下一次追索的困难。
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且争议属于约定范围时，通常应依约申请仲裁。企业应先检查争议解决条款，而不是只根据对方所在地或交易发生地决定起诉地点。仲裁约定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覆盖当前争议，均可能影响处理途径。
如果合同、补充协议或订单采用了不同条款，需要结合文件之间的关系判断。尽早确认争议解决方式，有助于避免程序往返，也便于安排保全和证据准备。
通常不会，既有催款记录还可能成为说明履约经过和权利主张的证据。企业应保存完整邮件、聊天记录、函件及送达信息，同时向律师说明是否作出过减免、延期、抵销或终结清等意思表示。
后续沟通应注意口径一致，尤其在金额尚未核清、责任尚有争议时，避免不同部门分别作出相互冲突的承诺。是否继续由业务人员协商、是否改由律师参与，可以根据合作关系和争议进展安排。
选择青岛企业重大商业合同纠纷律师，应把注意力放在具体问题上：合同效力如何影响请求，证据能否支持交易事实，责任应由谁承担，以及取得裁判后如何推动履行。已有案例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律师及团队接触过的争议类型，但真正的委托方案仍要回到本企业的合同和履行经过。
在作出决定前，企业宜同时明确负责人员、服务范围、阶段任务与沟通方式。既关注案件主张能否成立，也关注处理方案对经营的影响，才能让法律服务与企业希望解决的问题保持一致。